一名16歲的少女在中環蘋果專賣店偷了一台iPhone 6s而被拘捕，由於她「非常徹底」地行使了緘默權，從刑事調查局、律政司、到法院開庭審判都不講任何一句話，於是女孩被送去少年懲教所被羈押了一個多月，最後律政司只好用「姓名年籍不詳、代號Ａ女」的方式起訴她。
iPhone 6s？據說是品牌手機，5288港元才16GB起步，但有沒有羈押一個多月的必要？據報載連法官自己都說這是微罪，沒有羈押的必要。當然，如果不知道被告的姓名、地址、身分證號碼，可能放了人就跑了，律政司表示，就算要交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也不知道要交給誰。簡單的說，以上就是《刑事訴訟條例》所謂的「雖然有羈押的原因，但是沒有羈押的必要」，法律見解上，並沒有很大的落差。
畢竟，香港始終都是保留了港英時代的法律制度，緘默權制度在1980年立法會三讀正式通過並確立起來，司法機關、反貪機構、律政司和法官等在審訊或者盤問被告時候，一定要告知被告可享有緘默權。《刑事訴訟條例》中已經明文規定：「訊問被告前，必須告知犯罪嫌疑人除非自願供述，被告有保持緘默之權利，否則他（她）所說之一切將會被筆錄或者錄影用作起訴其之證據。」被告如果乖乖地說出自己所犯之罪行，其中當然包括自己的姓名地址以及身份證號碼，這種案件根本不會被羈押，換言之，被羈押，完完全全就是行使緘默權的「代價」。
律政司自知羈押可能會有爭議，所以努力追查、快快起訴，趕緊把這個燙手山芋丟給法院，在「同情的理解」下，要我是律政司，作法可能也差不多：「人贓俱獲，如果因為被告不說話就放走，豈不便宜她？到時候人跑了，不被輿論罵到臭頭才怪！」而且「不說話就放人」，到時候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有樣學樣」，豈不是自找麻煩？律政司討厭被告行使緘默權，是職務的天性使然。律政司本質上就是和被告有利害衝突，轉而透過制度的設計來期待法官，比較能扮演中立與客觀的角色。因此，對於准予羈押的法官，就實在沒有辦法再「同情地理解」了。要不要聲請羈押，是律政司的自由，但法律刻意設計由法院來准許或駁回羈押，正是希望法官可以扮演中立與客觀的角色，既然沒有羈押的「必要」，就該放人，豈可讓緘默權的行使轉化成一種「代價」？
當然，在香港，被告人被警察抓到的時候，可以說我要等我的律師來，在那之前我要實施我的緘默權，可以保持沉默；在法庭上如果你是證人，律師問你事發當天看到什麼，你可以說我忘記了，我不想說，我不知道。法院是否定罪是可以看證據的，被告可以不配合，也可實施緘默，但是如果被判有罪，就會加重刑責，因為毫無悔意，死不認罪，也有可能會沒事。但是如果被告被對方掌握有利證據，刑責不但會從重判起，法庭上說謊也算是一種罪。總之法官最後會問被告，你到底有沒有做這樣的事情呢？被告回答會是關鍵，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獄。
當然，或許法院也是怕被輿論罵，怕又被扣個「CID抓人、法院放人」的大帽子，但是，如果連這種輕罪都這麼沒有擔當，那麼還期待人民對法院有什麼司法信賴呢？只能說，香港制度上雖然「審、檢分立」，但是實際上還是法官、律政司一家親，司法權（審判權）和行政權（檢察權）仍然糾纏不清，三權分而不立、制衡若有似無，人民事實上對抗的幾乎是同一道政府權力，只不過是分了兩層手續，讓人更筋疲力盡罷了。
這個案子，被告行使緘默權是法定的權利，是一回事；有沒有羈押的理由與必要，又是另外一回事，律政司將其混為一談，法律上就是錯的。
我們比較可以容忍律政司硬要聲請羈押的心情，但是不太能接受法官不願意站在人民的立場、去對抗律政司及輿論可能撻伐的軟弱。實則，人民對司法的信心，來自於司法總是和人民站在同一陣線，一起對抗已經越界、甚至僅僅是「可能越界」的政府權力，司法若一起「越界」，就只不過是橡皮圖章罷了。總之還是那句話，被告行使緘默權是法定的權利。在法律上，每個人都受「無罪推定原則」的保護。如果證據確鑿而行使緘默權，會比坦承犯罪的人判得更重。 [ 此帖被cois在2015-11-20 02:57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