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而不除的治安联防队
中国特色的“治安联防制度”的产物
治安联防队伍最早出现于上世纪60年代，是中国特色的“治安联防制度”的产物，亦称公安杂牌军。警力不足是长期困扰中国社会治安的一个重要问题，而这个缺口曾经就是靠治安员队伍来弥补的。2004年，公安部下令全国清理治安员队伍，限期三年内全部清退，以后一律不得再以任何名义留用治安员。但这项决定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治安员在全国范围内仍大量存在。
存在半世纪的治安联防制度
中国治安员队伍最早诞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上海和青岛。当时并没有招聘制度，治安人员来自各个事业单位、厂矿等团体。单位派出自己的治安员到辖区派出所报到，大家进行区域分工负责。工资待遇全在原来单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国庆说:“本来有10个警察，采取这种措施以后，就可能有上百个人来执行治安巡逻的任务。覆盖的区域非常大，而且财政负担还没有增加。治安联防制度多年来都是中国群防群治的法宝。”治安员制度在珠三角社会治理方面取得成功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巅峰时期全国治安员数量
2004年在公安部通知要求清退治安员之前，中国的治安员数量可以说到达了历史最高点。当时，公安部政治部队伍管理处处长李遂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全国的治安联防组织大概有46.7万多个，其中由公安机关管理的大概有20万个，全国公安机关自己招聘的治安员约有36万多人。而权威人士认为数字远不止这些。据报道，仅广州市就有12万治安员。也有专家统计，目前中国治安员人数在100万至200万人之间。以广州市为例，广州市警察只有2万人，而治安员数量却多达12万人。
珠三角治安员20年:有人成英雄 有人强奸杀人
今年是省政府颁布《群众治安联防组织的规定》第20个年头，也是珠三角全面发展治安队伍的第20个年头。这20年间，关于这支队伍的工作生活，我们呈现得太多：有时他们特殊，活跃在城市冲突的最前沿，有时他们普通，只是打一份工，想在这座城市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
这20年间，关于这支队伍的体制建设，我们分析得太多：有人认为取消治安联防组织是百姓之福；有人认为安抚才是根本，也有人认为只有整顿收编才最符合当前形势。
可不管是呈现还是分析，都改变不了珠三角目前还需要这支队伍，而这支队伍又总是如同巨大的矛盾体，他们中有人成为英雄，负伤追凶数百米，有人则敲诈勒索甚至强奸杀人。
于是，当呈现逐渐麻木，当分析渐显苍白时，我们选择整理这支队伍的规模，看看这支队伍力量究竟有多大；我们选择梳理这支队伍的历史，看看到底是哪些环节出现问题，导致这支曾一度被珠三角居民奉为保护神的队伍产生异变。
诞生南海首推治安承包制
根据广东年鉴等现有史料记载，珠三角治安队伍最早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地点是南海。
当时，南海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大批外来人员流入，偷盗等案件逐渐高发，南海农村治安问题一度有恶化的迹象。南海市公安局原政委郑时增回忆：“犯罪分子用汽车盗窃塘鱼，以农艇盗走千斤大蕉，这在当时是影响很大的案件。”种蕉无蕉砍、养鱼无鱼收，严重挫伤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压力之下，南海九江镇南方村借鉴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做法，在全国率先推行农村治安承包制。所谓治安承包，即由村委会负责构建治安巡逻队，治安巡逻队员的报酬从每户居民每月缴纳的1.5元治安承包费中提取，在此期间如有户籍居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治安队员工资的40%将用于赔偿损失，而破案则将获得一定额度的奖励。
新措施取得良好效果，周边村庄也纷纷效仿。截至1984年，佛山全市实行治安承包责任制的地区有70个，占全市区总数94.6%，治安承包专业人员6090名，当年抓获各种违法犯罪人员2167名，协助公安机关破获挂牌案件140多宗。随后，佛山推行治安承包责任制的做法受到中央政法委充分肯定并向全国推广。这便是珠三角群防群治的雏形，也是目前盛行于珠三角的各类治安联防队伍的雏形。
整顿保安打死人高层震怒
1990年1月20日，为加强群众治安联防组织建设，广东省政府颁布《群众治安联防组织的规定》。规定明确了群众治安联防组织是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的辅助力量，要求各部门、单位积极支持和参加群众治安联防。这引发珠三角群众联防组织迅速发展。由于当时珠三角地区商品经济发达，案发高企，公安部默许珠三角诸多农村保留治安联防队。
不料，1994年5月5日，佛山市澜石镇潘村治安队队员陈海初、邵富伟抓获在工地盗窃模板的外来人员李留明等三人并自行审问。由于语言不通，治安队员向李留明下阴和胸部连踢数脚，导致李当场倒地，抢救无效身亡。而就在这之前的5月2日，广州市荔湾区中化酒店保安队队员因查房，将一工程师当场打死，将一政协委员打伤。
两起恶性事件令社会震惊，令公安高层震怒。两个月后，公安部将广东省公安厅《关于自建保安队、治安联防队员发生两起打死人事件的通报》转发全国，要求各级公安机关抓好群众性治安联防队伍建设，把从严治队的原则落到实处。
随后，广东省公安厅结合当时正在开展的整顿保安队、治安队着装等工作，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清理整顿，凡是不符合条件的队员坚决清退；凡参与违法犯罪的坚决依法处理。而各地公安局也纷纷开展针对各类治安队伍的理顺工作。其中，佛山采取的是集中培训制度，东莞采取的是“统一使用、统一管理、统一招聘、统一培训、统一着装”等五个统一措施。
混乱乱查证乱扣车乱罚款
此次整顿理顺了警方与各类治安队的关系，可随着各类治安队伍的逐渐壮大，群众联防组织天生的制度缺陷开始显现。
首先是体制问题，群众联防队伍受当地政府和居(村)民委员会的领导，在治安防范业务上受公安机关的指导和监督。这种复杂的人事关系导致治安联防队员不得不大量承担诸如丈量土地、设卡设点甚至撵猪打狗等规定之外的任务。
其次是经费问题，根据规定，群众联防组织活动经费和经济报酬，主要从受益单位和个人收取的治安联防费中解决，不足部分由当地政府给予适当补助。这种自费养队的模式，又导致部分村庄把治安联防商品化，默许甚至鼓动治安队乱收费、乱罚款、乱扣留、乱提成，以此解决经费甚至实现创收。
打工诗人、省人大代表郑小琼在一篇名为《铁皮房》的散文中这样记录：治安员在门口大声叫喊证件证件，我吓得蜷缩在床上，不敢大声地出气，心一直跳动得厉害，我用手紧紧地揪住被子，紧紧地揪住……
官方的一些数据也证实了当时治安队伍的混乱。广州市司法系统也曾多次公布治安员违法案件，其中1999年仅半年就公布了18起。东莞市公安局一位曾担任地方派出所所长的领导对此颇有感触。该领导说，那会在地方派出所的时候收到最多的投诉就是治安队的，要不就是乱打人要不就是乱查证乱扣车乱罚款……另一方面我们确实很多时候都要依赖这些治安队员。
警方的暧昧态度或多或少导致了群众联防组织混乱的愈演愈烈。2003年6月20日，在深圳市宝安区某村，湖北籍打工者沈国洪及另外3人与治安员陈锦明发生摩托车追尾事故，陈锦明召集10余名治安员当街殴打沈国洪等人。沈国洪被打得口吐白沫、全身抽搐，于次日凌晨死亡。事件引起中央高层批示，时任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坚决杜绝再发生伤天害理、激起民愤的恶性事件，坚决停止滥用侵犯人权、侮辱人格的强制措施。”
同年7月，广东省公安厅决定对全省治安联防组织开展一次为期3个月的全面清理整顿，还明确规定，治安联防组织和治安员“四不准”，即不得自行对企事业单位进行治安检查，不得自行清查出租屋和流动人员，不得自行行使收容、关押、审讯等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不得自行上路拦截、检查车辆。
整编统一收编杜绝违法
2004年9月3日，公安部向全国公安机关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对聘用的治安员队伍进行专项清理，用3年时间全部清退。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深圳治安员打死犯罪嫌疑人事件正是导致公安部作出此决定的导火索之一。
不过，由于实际情况的需要，珠三角各地公安机关纷纷选择了继续整顿或者收编等方式。随后的几年，珠三角的群众联防组织早前乱查证、乱扣车、乱罚款的现象明显变少，不过乱打人等擅用私刑的事情仍时有发生，珠三角各地的公安机关从一次次的教训中总结经验，通过制度的改良来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
其中，广州整编16万群防群治人员，治安员统一转辅警，佛山成立了覆盖全市的治安保安联防总队，意图用建制式的组织管理让治安队员吃上财政饭，拥有归宿感，以此有效地杜绝违法乱纪现象；惠州有些城镇则画出诱人的蛋糕，提出优秀治安员可当村委书记，期望以此吸引高素质的人才，提高治安联防队员的积极性；而东莞，则迎着争议走在统一收编的路上……
数据
东莞：2009年东莞市统计局数据显示，东莞常住人口635万人。目前东莞共有治安员5.27万人，警力约1.1万人，加上治安员，警力覆盖率可达10%，仍低于全国警力覆盖率12%，发达国家35%的标准。
江门：江门治安队员(含交通协管员)约2万人，总人口数约420万人，治安员覆盖率为4.7%，警察共计7000余人，加上治安队员，警力覆盖率为6.4%。
中山：中山治安队员约7432人，常住人口为251.74万，治安员覆盖率为2.9%，现有警力5000余人，加上治安员，警力覆盖率为4.7%。
佛山：佛山共有治安联防队员2.33万人，截至2008年年末，佛山全市常住人口为595.29万人，治安员覆盖率为3.8%。
2004年公安部要求用3年时间全部清退治安员
由于治安员制度产生的一系列问题，2004年公安部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对聘用的治安员队伍进行专项清理，按照"只出不进，逐年减少，彻底取消"的原则，用3年时间全部清退，即2008年1月1日以后，各级公安机关一律不得再以任何名义留用治安员。有人认为，这一举动是继我国政府取消收容遣送制度后，又一个从制度上保障人权的重大举措。可意外的是，公安部此项决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尤其是珠三角各地公安机关采取续整顿或收编等方式，让这一制度坚持到了今天。
治安联防队三年后将取消
2008年1月1日以后，各级公安机关将取消“治安联防队伍”。昨天，记者从江苏省公安厅了解到，江苏对取消“治安联防队伍”的具体措施正在抓紧调研之中。
9月3日，公安部向全国公安机关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对聘用的治安员队伍进行专项清理，从即日起，各级公安机关一律不得从社会上招聘治安员。公安部要求，对于现有的治安员，按照“只出不进，逐年减少，彻底取消”的原则，用3年时间全部清退。2008年1月1日以后，各级公安机关一律不得再以任何名义留用治安员。这意味着已在中国存在40多年的“治安联防队伍”将寿终正寝。
据江苏省公安厅有关人士介绍，警力不足是长期困扰中国社会治安的一个重要问题。多年以来，这个缺口正是靠治安员队伍来弥补的，他们为社会治安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一些问题也暴露出来，对于群众反映的民警违规、违纪中，经过查实，绝大多数是治安员，少数治安员冒充民警执法，甚至治安员违法的事屡有发生，这些害群之马损害了民警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
江苏省公安厅治安局负责人昨天在接受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从接到公安部的通知后，省厅领导十分重视，已经组成由政治部牵头、多部门配合的调研组，对于江苏何时取消“治安联防队伍”以及其他有关措施已经在紧张调研之中。 清退后如何解决警力不足 警力不足是长期困扰中国社会治安的一个重要问题。按照警力和人口比，中国是万分之十一到十二，而国际平均数字是万分之三十。多年以来，这个缺口正是靠治安员队伍来弥补的。
以广州市为例，广州市警察只有2万人，而治安员却多达12万。在治安员队伍被清理后，如何应对警力不足的难题？
公安部另一位内部权威人士称，这个问题也经过了深思熟虑。留下3年的过渡期，正是要逐渐解决警力不足的问题。公安部为此做了部署。首先要科学配置警力。公安部要求各地公安机关精简机关人员，大力推动警力下基层。“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基层民警占全部警力的70%。”他说。其次要提高警察队伍素质，开展全国大练兵，还要提高公安部门的“科技含量”，在国家财力允许的情况下，适当增加警力。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国庆也认为，适当地增加一些警力是必要的。比如英国就有26种特别警察。“一些轻微的违法事件，由特别警察管理，大案子则交给正规警察。这些特别警察由地方政府给予补贴。”
无论如何，中国公安部的这一举动是继中国政府取消收容遣送制度后，又一个从制度上保障人权的重大举措，但也有公安业内人士提出一些担忧。
“如果处理不当会威胁到社会安定。‘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些不具备警察资格的治安员们会不会被‘突击转正’，应该引起注意。”有关人士说。 新闻链接 治安员队伍由来及规模
中国治安员队伍最早诞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地点是上海和青岛。
当时并没有招聘制度，治安人员来自各个事业单位、厂矿等团体。单位派出自己的治安员到辖区派出所报到，大家进行区域划分分别负责。工资待遇全在原来单位。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国庆说：“本来有10个警察，采取这种措施以后，就可能有上百个人来执行治安巡逻的任务。覆盖的区域非常大，而且财政负担没有增加。治安联防制度多年来都是中国群防群治的法宝。”
根据规定，治安员不能单独执法，只能在民警的带领下开展治安巡逻和安全防范教育工作。在一般情况下，他们能做的是保护现场，或者发现了违法犯罪行为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即使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自己也不能处理，只能扭送到公安机关。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治安压力的增大，各地公安机关为了解决警力不足问题，开始在社会上招聘临时人员。
中国有多少治安员？公安部正在清查摸底，目前尚没有权威数据。但是公安部政治部队伍管理处处长李遂芳称，目前全国的治安联防组织大概有46.7万多个，其中由公安机关管理的大概有20万个，全国公安机关自己招聘的治安员约有36万多人，这36万人正是此次公安部要求清退的对象。
而权威人士认为治安员远不止这些。据报道，仅广州市就有12万治安员。也有专家统计，目前中国治安员人数在100万至200万人之间。
治安联防缺少法律依据，像个口袋啥都能装
在全国人大所有成文法中，从来找不到治安联防队员这个名字，这是一个从来就没有经过法律授权和确认的"伪执法"队伍，所以其存在的合法性不足。其存在的唯一依据可能是地方的行政规定，但这些规定也很不清晰，比如根据广东省群众治安联防组织的规定，群众联防队伍受政府和居(村)民委员会领导，受公安指导和监督。复杂的人事关系导致治安联防队员不得不大量承担诸如计划生育、丈量土地、设卡设点甚至撵猪打狗等的规定之外的任务。
其次是经费问题，仍以广东省群众治安联防组织规定为例，它规定群众联防组织活动经费和经济报酬，主要从受益单位和个人收取的治安联防费中解决，不足部分由当地政府给予适当补助。这种自费养队的模式，又导致部分村庄把治安联防商品化，默许甚至鼓动治安队乱收费、乱罚款、乱扣留、乱提成，以此解决经费甚至实现创收。
僭越公安执法，治安联防滋生恶性案件
治安联防缺少法律依据，成为一大顽症
治安联防制度确实产生过良好效果，不能一笔抹杀，在这个群体中也确实出现过一些反扒能手、见义勇为的群众英雄。但是，治安员队伍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在一些地方治安联防队伍甚至成为影响警民关系、败坏公安机关形象的一大顽症。
治安联防缺少法律依据，像个口袋啥都能装
在全国人大所有成文法中，从来找不到治安联防队员这个名字，这是一个从来就没有经过法律授权和确认的"伪执法"队伍，所以其存在的合法性不足。其存在的唯一依据可能是地方的行政规定，但这些规定也很不清晰，比如根据广东省群众治安联防组织的规定，群众联防队伍受政府和居(村)民委员会领导，受公安指导和监督。复杂的人事关系导致治安联防队员不得不大量承担诸如计划生育、丈量土地、设卡设点甚至撵猪打狗等的规定之外的任务。
其次是经费问题，仍以广东省群众治安联防组织规定为例，它规定群众联防组织活动经费和经济报酬，主要从受益单位和个人收取的治安联防费中解决，不足部分由当地政府给予适当补助。这种自费养队的模式，又导致部分村庄把治安联防商品化，默许甚至鼓动治安队乱收费、乱罚款、乱扣留、乱提成，以此解决经费甚至实现创收。
联防队员成强奸犯，让群众安全情何以堪
11月7日中午，西乡河东社区，杨武（化名）绝望无助，痛哭流涕，他说：“我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一间 士多发生不幸事件，一位联防队员手持钢管、警棍闯进其中，一通乱砸后，对老板娘进行长达一个小时的毒打和强奸。她的丈夫则躲在几米外，不敢做声，眼睁睁看着妻子遭此横祸，一个小时后才悄悄报警。(燕赵都市网)
在新闻图片中，强奸案事发电器维修店距离社区警务室和社区联防队仅10米之遥，但就在这名无法无天的联防队员施暴一小时的过程中，警察没有来，治安联防员没有来，笔者想问，他们难道都休假么，这10米的距离，不仅没有挽救这个苦难的家庭，更拉开了百姓与警方之间的关系，有困难找警察，小孩子都知道，但恰恰正是警方下属的联防队员对手无寸铁的平苦大众实施了暴行，这样的一群人在“保护”百姓，我们能感到安全么？此事件中，受害人丈夫杨武的表现让笔者感到更加愤怒，自己深爱的妻子在被毒打时，他躲了起来，在自己的妻子被强奸时，听着罪犯的呻吟声，他还是没有直起腰保护妻子，这样懦弱的男人让笔者感到意外的同时也感到无奈，用受害人的邻居的一句话：“可恨也可怜”，联防队员不再保护百姓而去残害百姓，自己的丈夫又懦弱的扶不起来，让像王娟一样的平民大众的安全如何得以保障呢？
此次案件的主犯再次牵扯到了警方，从之前发生过的警方人员醉酒驾驶、警方人员强奸小姐，到现在发展成为联防队员强奸贫苦百姓，犯罪主体从真警察演变成了负责协防的临时工，让笔者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不安，更感受到了联防人员狐假虎威的“气势”，用犯罪嫌疑人的话说：“你们报警都没用，我是联防队员，跟警察都是哥们！”好一个哥们，笔者倒想反问，难道和警方是哥们就能为所欲为么？难道和警方是哥们就能目无王法么？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联防队员是为了配合公安的开展预防和制止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治安秩序的而招募的一群人，这群人没有侦查权、审讯权、处罚权，也没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但是，联防队员虽不是正式编制警察，在百姓眼里他们却也是警察队伍中的一份子，也该值得相信，但就是他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私闯民宅，砸店打人还实施强暴，这样的人员不严惩，何以消百姓心头之怒火，何以给百姓一个满意的回答，又何以挽救警察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警民鱼水情，警方既然聘用了联防队员，就应该以严格的警队纪律和规定来要求和管制他们，不能放任更不能放纵他们的行为，没有有效的监管，就没有铁一样的素质和纪律，就会出现“狐假虎威”的恶性劣习，联防队员犯案，警方该为此背起责任，为了严肃警风，为了建设一支正真保护百姓的警察队伍，更为了赢得广大百姓的信任，警方应该加强制度和纪律的整顿，拉近警民关系，同时，笔者更希望像杨武一样有懦弱心里的男人能直起腰，加强自我的法律维权意识，让自己更勇敢一些，更男人一些，在家庭和国家需要我们保护的时候，能义不容辞的冲在最前面。
部分与治安员相关的恶性刑事案件
1994年5月5日
佛山市澜石镇潘村治安队队员陈海初、邵富伟巡逻时发现外来人员李留明等三人在工地盗窃模板，于是将三人抓获并自行审问。治安队员向李留明下阴和胸部连踢数脚，导致李身亡。而就在这之前的5月2日，广州市荔湾区中化酒店自建保安队队员才刚因查房，将一工程师当场打死，将一政协委员打伤。
“孙志刚”写进广州历史
2003年3月20日大学生孙志刚走在广州街头，他因没有暂住证，被治安联防队员抓走。在收容所，他被脚踢拳打、肘击棍捅，3天后，死于救治站。此案轰动全国，最终推动了收容制度的废止。
孙志刚魂归故里（资料图片）
本报讯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在近日出版的2004版《广州年鉴》中，因未带证件被警方收容，后在收容人员救治站被殴打致死的孙志刚案被列入其中。《广州年鉴》社表示，所谓“以史为鉴”，就是看该事件的影响程度，是否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现实价值和参考价值。孙志刚案这 样一个个体案件编进年鉴中是较罕见的。
在年鉴中，对孙志刚案是这么描述的：(2003年6月9日)“武汉青年孙志刚在广州被故意伤害致死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同时，在“实施城市救助管理新办法”彩页的总说明为：6月27日，广东省高院对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案”作出终审判决。是年，国家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遣送办法”，实施“城市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新出版的年鉴还在“政法”篇中写道：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深刻吸取“孙志刚事件”的教训，认真开展执法教育整顿活动，增强政法干警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的概念。
新闻回放———
去年3月17日晚，27岁的武汉青年孙志刚因未携带任何证件，在广州市天河区黄村大街被派出所民警带回，随后被错误地作为“三无”人员转送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18日，孙志刚因称有病被送往广州市卫生部门负责的收容人员救治站诊治。20日凌晨，孙志刚遭同病房的8名被收治人员两度轮番殴打，因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此事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经法院审理，故意殴打孙志刚致死的12名被告及在孙志刚被收容过程中涉嫌渎职犯罪的6名被告，分别被判处死刑及有期徒刑，对此案负有责任的公安、卫生、民政等部门负责人及有关人员20多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2003年6月15日
郑州一个重大涉黑团伙被打掉，黑老大张义担任过治安员，并且还立过一次三等功，也似乎为当地治安做了一些事情。但他却在一方面维护治安的同时，另一方面进行着违法犯罪的勾当，最终沦落为恶魔。
立功治安员沦落成黑老大 郑州端掉张义涉黑团伙
郑州警方昨日宣告， 一个重大涉黑团伙，最终被邙山公安分局彻底打掉，以邙山区花园口镇弓庄村村主任张义为首的12名歹徒，在警方长达半年的艰苦侦查中一一落网。据警方查证，张义团伙自1993年以来，作案多达103起，涉嫌抢劫、绑架、敲诈勒索、盗窃、伤害他人、寻衅滋事、贩卖黄碟、非法拘禁、非法持有枪支等刑事犯罪。
张义团伙的覆灭，使1999年发生在郑州市北环道河南省汽车交易中心悬而未破的“8·4”特大抢劫案顺利告破，郑州北郊一桩桩无头案也最终浮出水面。
2002年8月17日，邙山公安分局花园口派出所、黄河派出所先后接到3起报案：一伙人在花园口旅游区强行闯岗，并打骂工作人员；一伙人将107国道岳皇加油站一饭店打砸之后，扬长而去；一伙人无故残暴殴打弓庄村村民韩三。
3起案件发生在一个小时之内，接警电话汇总后，民警发现这3起寻衅滋事案竟是同一伙人所为，其中为首者就是张义。
张义，现年40岁，花园口镇弓庄村人，1991年因参与赌博被邙山公安分局两次拘留；1994年，因涉嫌绑架被邙山分局收容审查；2000年因涉嫌非法拘禁和非法持有枪支罪，被金水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此人捕前担任弓庄村村委会主任。
案情汇总后，邙山分局决定，由花园口、黄河两个派出所联手调查，共同侦破该系列案。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8月27日，在一次民兵训练中，因本村村民与邻村西黄刘村民发生口角，张义一伙开着车手持棍棒窜至西黄刘，在大街上侮辱谩骂，肆意挑衅，险些酿成两村之间一场数百人的恶性群殴事件，接到报警及时赶到现场的数十名民警制止了这一事件的发展。
张义团伙的种种恶行，令邙山分局的民警们激愤不已，他们成立了专案组，对张义团伙的违法犯罪行为展开侦查。
2002年9月12日，专案组抓捕一组将犯罪嫌疑人张义抓获，抓捕二组将犯罪嫌疑人张永强抓获。经讯问，张义、张永强二人对伙同张福强、韩建杰等人到花园口旅游区等地寻衅滋事的恶行供认不讳。但二张就擒后，其他团伙成员四散逃窜，作鸟兽散。去年9月24日，另两名犯罪嫌疑人韩建杰、张福强被抓获。还抓获了涉嫌窝藏的犯罪嫌疑人孙嗣峥。
本来，在警方掌握的张义团伙的犯罪行为中，3起寻衅滋事案并不属于特别重大的案件，可专案民警发现，张义、张永强、韩建杰、张福强四人却一个个心事重重，坐卧不安。在押期间，张福强竟暗中传话给孙嗣峥，让他出去后马上通知刘建中、韩红伟等人火速外逃！看来，他们还有更大的“秘密”。
涉嫌窝藏罪的孙嗣峥并没有直接参与去年8月17日的3起寻衅滋事案，他在张义团伙中仅仅是不起眼的小人物。讯问中，孙嗣峥向专案民警检举揭发了一条重要线索：2000年孙被劳教时，曾听一个叫韩红伟的人说，1999年8月他曾受人指使，在北环道推走过一辆摩托车，并抱怨分钱不公。民警赵胜利、王国强立即调出1999年在北环道附近发生的所有抢劫案案卷，逐一对照排查，最后联系到一起搁置了3年多而没有侦破的特大持枪抢劫案！
1999年8月4日早上7时许，焦作市金滔电缆厂厂长牛兆滔等4人，驾驶一辆豫Ｈ25128深灰色桑塔纳轿车，前往郑州市北环道的河南省汽车交易中心买车。因不到上班时间，牛兆滔等人将车停在交易中心门口，在车内等候。突然，几名歹徒拥过来围住轿车，一名歹徒用枪顶住司机的头部，其他几人持刀架在牛兆滔等人的脖子上将人砍伤，威胁要钱。几名歹徒把牛兆滔等人强行从车内拉出，打昏在地，将桑塔纳轿车抢走，该车价值10万余元，轿车后备厢内还装有购车款19万元。
当天下午6时，民警在老黄河桥附近的黄河滩内发现了被歹徒抢走并丢弃的轿车，后备厢已被撬开，19万元巨款被劫。
劫案发生后，郑州警方下大力气侦查此案，但案情几经起伏，最终还是搁浅。其间，焦作市14名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联名上书至省公安厅，省公安厅批复：高度重视，尽快破案。从此，“8·4”特大持枪抢劫案成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时刻压在邙山分局每一名民警心头。
今年1月19日，警方将韩红伟抓捕归案。韩红伟供述了1999年8月4日，他受张义指使，到北环道河南省汽车交易中心门口推走一辆摩托车并分得赃款1000元。
强力突审马上展开，犯罪嫌疑人张永强终于供认，在张义一手策划下，1999年8月4日，他和韩建杰、张福强、刘建中、袁聚财等人疯狂实施了涉案金额近30万元的特大持枪抢劫案。
随后，专案组将其余犯罪嫌疑人一一抓获。
“8·4”特大持枪抢劫案成功告破，但这个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的黑恶势力团伙所犯下的罪行却不仅于此。专案民警将张义团伙系列案件全部查清，前后历时整整146天。
“1·9”绑架人质案：1991年1月9日，犯罪嫌疑人张义伙同他人将其舅舅家的儿子许建军绑架，勒索钱财，后因许逃掉，勒索未得逞。
“6·25”系列抢劫案：1999年6月25日凌晨，犯罪嫌疑人张义、张永强、张福强、刘建中、韩红伟连续抢劫一辆出租车和两辆大货车，一夜连作三案，抢劫金额5000余元。
“9·22”非法拘禁案：1999年9月22日凌晨，犯罪嫌疑人张义、张永强、张福强、刘建中等人，对本村村民张福敏进行殴打致重伤，后又非法拘禁其至次日早上8时。
“6·29”入室抢劫案：1999年6月29日凌晨，犯罪嫌疑人张义、刘建中、张永强、张福强、韩红伟等人冒充公安人员，持枪闯入荥阳市王村镇薛村王超群家实施抢劫，抢走现金3600余元及金项链、照相机等贵重物品。
“7·7”拦路抢劫案：1999年7月7日夜，犯罪嫌疑人张义、刘建中等5人经预谋，持枪持刀在中原区大岗刘粮油批发市场附近拦路抢劫个体户胡慧娟，抢得现金1．8万余元。
…… ……
专案民警最终查实张义团伙涉嫌抢劫、绑架、非法拘禁、寻衅滋事、贩毒、伤害等各类刑事案件多达103起！
黑老大张义其人
张义担任过治安员，并且还立过一次三等功，也似乎为当地治安做了一些事情。但他却在一方面维护治安的同时，另一方面进行着违法犯罪的勾当，最终沦落为恶魔。
张义对他的同伙们说：江湖是条不归路，上了我这条船，就别想下去。这个邪恶的“掌舵者”最终亲手把自己和跟随者葬身海底。
被捕前张义担任邙山区花园口镇弓庄村村主任，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人，如何当上了村主任？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去年4月，弓庄村进行村主任改选，张义勾结同伙，威胁村民投自己的票，一些村民同意投票选举张义后，当场就可得到数额不等的现金！张义上任后，不是为村民谋福利，而是更加猖狂，直接把火烧到了他看不顺眼的群众身上。在办案过程中，专案民警调查取证时，受害人大多胆战心惊不敢作证，怕日后惹来杀身之祸。
采访中，许多人都感到惊讶：他是村主任，还立过功，怎么会犯罪呢？张义的同伙大多是村里的治安联防员，也正因此，他们在干一些违法勾当的时候，才更加有恃无恐，甚至打着执法者的旗号实施犯罪！
2008年4月11日
福建厦门市湖里区禾山街道办事处围里社区联防队的9名队员，在巡逻时以川籍民工邹茂刚有偷窃自行车嫌疑为由，将其带回治安值勤点拷问，并强迫其供出"同伙"。结果邹茂刚被殴打致死。
联防队员疑民工偷车将其殴打致死 暴行激起民愤
联防队员疑民工偷自行车将其殴打致死(图)
4月11日，福建厦门市湖里区禾山街道办事处围里社区联防队的9名队员，在巡逻时以川籍民工邹茂刚有偷窃自行车嫌疑为由，将其带回治安值勤点拷问，并强迫其供出“同伙”……结果邹茂刚被殴打致死。联防队员的暴行激起公愤，四川省政府驻福建办事处负责人和四川律师紧急介入，为川籍民工维权。4月11日，涉案9名联防队员被刑拘。4月底，在川闽有关方面的协调下，围里社区居委会向邹茂刚的父母赔偿了45.5万元。
疑偷车治安点里他被群殴
“救命呀！”4月11日凌晨4时，厦门围里社区治安值勤点，一群人一边动粗一边咆哮：同伙是谁？不交代就打死你。这群施暴者是围里社区联防队队员，被殴打者是民工邹茂刚，四川射洪人，今年20岁。9名联防队员在围里社区巡逻时，发现邹茂刚有偷窃自行车的嫌疑，即将其带回治安执勤点“办理案件”……在饱受皮肉之苦后，邹茂刚被迫供出“同伙”袁某、杨某、朱某等3位民工。
袁某、杨某、朱某是福建人，在厦门租房打工。联防队员赶往袁、杨、朱的租住房将杨等人捆绑至执勤点。联防队员手持木棍、塑胶棒对几个“犯罪嫌疑人”的后背和大腿一阵猛砸，叫他们交代问题。
小伙殒命他乡9凶手被刑拘
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后，施暴者们让邹的老乡将邹扶回租住屋内。上午11时许，老乡发现邹茂刚死了，“嘴角流血，浑身伤痕累累。”袁、杨、朱等3位民工也被打得遍体鳞伤，傍晚被送往厦门市中医院治疗。
邹茂刚在2007年2月随姐姐到厦门打工挣钱，以养活50多岁的父母亲，并准备挣点钱今后讨媳妇用。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刑侦大队和禾山派出所接到报警后，立即组织侦查。11日晚，厦门警方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涉案的9名联防队员刑事拘留。
省政府驻闽办紧急介入
11日中午，四川今辰律师事务所律师谢卫东、谢保东接到邹茂刚父母的求助电话。两位律师赶到邹家了解情况后，于12日与死者父亲邹学明等4人一道直奔厦门调查取证，禾山派出所也无邹茂刚偷自行车的证据。“打人联防队”是围里社区组织的群防组织，队员的工资由社区支付；联防队员的治安执勤点的牌子是禾山派出所批准的，联防队又受派出所业务指导。因此谢律师得出结论：此桩民事赔偿的责任主体应是围里社区和禾山派出所。
就民事赔偿问题，死者父亲7次到围里社区和禾山派出所谈判，但均无果而终。
4人找到四川省人民政府驻福建办事处，请求家乡政府援助。“四川是劳务输出大省，民工为家乡建设作出重要贡献，民工的合法权益我们一定坚决维护！”省政府驻福建办事处负责人了解情况后，马上同厦门相关部门协调，要求厦门方面切实维护川籍民工的合法权益。
在省政府驻闽办负责人和四川律师的努力下，4月21日，死者亲属与围里社区居民委员会达成民事和解协议：围里社区同意支付邹茂刚死亡的各项赔偿金总计45.5万元，4月23日，围里社区居民委员会向死者父母付清了所有赔偿款项。川籍民工被殴打致死一案的民事赔偿问题到此结束。
谁给联防队员“办案”的权力？
至于联防队员的刑事责任，厦门司法机关正在追究之中。今辰律师事务所律师谢卫东说，联防队员根本没有执法、办案、侦查、捆绑他人的权力，联防队员如发现违法、犯罪嫌疑人员，只能将其扭送到公安机关，“这起悲剧应对联防队有巨大的警醒作用……惟其如此，邹茂刚等人的血才没有白流。” (本文来源：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 )
2011年10月23日
联防队员杨喜利手持钢管、警棍闯进其中，一通乱砸后，对老板娘进行长达一个小时的毒打和强奸。事发地距离社区警务室和社区联防队仅10米之遥。
治安员制度折射底层权力生存状态
——看似不起眼的权力滥用也能滋生滥权
10月23日晚上，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联防队员杨喜利手持钢管、警棍闯进王娟的家中，一通乱砸后，对她进行长达一个小时的毒打和强奸。她的丈夫杨武则躲在几米外，不敢做声，眼睁睁看着妻子遭此横祸，一个小时后才悄悄报警。杨武对一名小小联防队员的怯懦可能有些极端，但这正是底层社会弱势群体对公权力惧怕心理的最好代表。
强奸案事发地正是弱势民工聚集地
从深圳市中心驱车半小时，穿过南头检查站，就到了宝安区。这里由于地处关外，进出不需特区通行证，于是便成为外来务工人员的首选聚集地。2007年深圳宝安的民工数量已经达300多万，是当地人口的十几倍。数量庞大的民工给宝安带了社会治安管理问题。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宝安的治安状况急剧恶化。警方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04年，宝安区的立案率猛增76%。宝安需要联防制度来补充警力的不足，即便这一制度很不规范，联防队员滥权现象时有发生，与之相关的新闻报道有不少。
“最窝囊男人”看妻子遭联防队员毒打强奸的追问
7日中午，西乡河东社区，杨武（化名）绝望无助，痛哭流涕，他说：“我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
据新华报业网报道，10月23日，深圳宝安区联防队员杨喜利打砸男子杨武家，杨武妻子王娟阻止杨喜利反遭毒打强奸。杨武由于害怕躲在杂物间。1小时后，杨武报警并将妻子送医治疗，因为付不起钱只好返回家中。事后，杨喜利家属威胁杨武要求其撤诉。担心报复，杨武果真去西乡派出所要求民警销案。结果被民警骂了回来。杨武受访自称是世上最窝囊的男人。
面对妻子被强奸的巨大屈辱，这个男人却选择掩耳盗铃地躲避；面对恶徒家人的百般漫骂与威胁，这个男人匪夷所思地边乞求边选择撤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可能是每位读者对杨武这位“窝囊”男人的共同心理。问题是，这一切真的就是杨武的“窝囊”性格造成的吗？即便他再“窝囊”，别人就有侵犯他及其家人的权利吗？
杨武平时规规矩矩，谨小慎微，连一些小地痞都频频上门敲诈勒索，这当然反映出他个性懦弱的一面。但这样的懦弱充其量只是表明，他在社会竞争中难以赢得有利地位。况且，一个致力于法治的社会，不会要求每一个人对犯罪分子都具备超人的神勇，而在于法律能否对犯罪分子形成强大的震慑，在于不设前提地保护每一位弱者免遭侵犯。
1988年，国务院批准了公安部《关于继续加强群众性治安联防工作的请示》（下称《请示》），这是联防制度出台的政策依据。按照该《请示》，联防队员只是配合治安，并不具备执法权，联防队职责要求近似于公安队伍。
从联防队员杨喜利对王娟凌辱的恶劣作派看，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居然会成为联防队员；难以想象对于“杨喜利脾气暴躁，平时就被投诉很多”，当地不是坚决将其清除出队伍，反倒“拿他没有办法”。如果连管理者都没办法，除了绕道走外，一般群众又能拿杨喜利如何呢？更难以想象，就在杨喜利的劣行曝光后，街道治安办却以系“临聘人员，事发也不在上班时间”，“属于个人行为”，事发前几天已解除合同，将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那么，这个联防队又是如何履行治安职责的呢？按照社区治安办负责人的说法，“经常有些小混混和烂仔来敲诈”杨武，“找他要钱，甚至殴打他”，联防队“实在看不过眼，几次过去帮忙驱赶”。这倒让人对这个联防队的职能疑问重重：连烂仔敲诈殴打他人这样的现象，联防队都还要掂量一下看不看得过眼，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他们才会行使治安职责呢？如果不能“保一方平安”，这样的联防队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2004年9月3日，公安部曾向全国公安机关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对聘用的治安员队伍进行专项清理，从即日起，各级公安机关一律不得从社会上招聘治安员。2008年1月1日以后，各级公安机关一律不得再以任何名义留用治安员。一些学者也曾指出，由于体系混乱，人员混杂，缺乏法制培训经历，部分联防队员“成为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工人日报2004年9月21日）。
当然，我们衷心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但是，保护“窝囊”者不受侵犯，这是法治社会的底线。我们不能因为杨武性格的懦弱，就忽视了对法治的反思，尤其是对联防制度清而不退的严肃追问。（禾刀）
弱势群体对公权力的畏惧
杨武这样对记者诉苦："我的性格也是逆来顺受，凡事都忍让。他说自己是联防队员，每天跟警察在一起，跟警察是铁哥们，担心报警没用。再加上我还要在这里打工生活，只能忍气吞声，不然会被猛烈报复。"相信没有多少人会比杨武更怯懦，但在被滥用的公权面前，多数人还是会选择妥协。一位"北漂"朋友曾对小编讲起自己的家事，其父亲因征地问题与村委会发生矛盾，因此自己婚后回家办准生证没少向村委领导低三下四。而最终父亲的大棚被村委强拆后，他的第一想法也是劝父亲，还是认了吧。
弱势群体对公权力的畏惧
杨武这样对记者诉苦："我的性格也是逆来顺受，凡事都忍让。他说自己是联防队员，每天跟警察在一起，跟警察是铁哥们，担心报警没用。再加上我还要在这里打工生活，只能忍气吞声，不然会被猛烈报复。"相信没有多少人会比杨武更怯懦，但在被滥用的公权面前，多数人还是会选择妥协。一位"北漂"朋友曾对小编讲起自己的家事，其父亲因征地问题与村委会发生矛盾，因此自己婚后回家办准生证没少向村委领导低三下四。而最终父亲的大棚被村委强拆后，他的第一想法也是劝父亲，还是认了吧。
妻子遭联防队员强奸 丈夫隔壁忍辱
10月23日晚上，联防队员杨喜利手持钢管、警棍闯进王娟(化名)的家中，一通乱砸后，对她进行长达一个小时的毒打和强奸。她的丈夫杨武(化名)则躲在几米外，不敢做声，眼睁睁看着妻子遭此横祸，一个小时后才悄悄报警。
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的一间出租屋里，一个瘦弱女人躺在床上，脸色惨白，瑟瑟发抖，直勾勾盯着天花板，床下还有一大摊血迹。忽然，她从床上坐起来，挥舞双手，嚎啕大哭。一有陌生人靠近，她就呼天抢地，狠狠地用头撞墙，似乎感受不到疼痛。
———29岁的王娟(化名)近乎精神失常，半个月来不吃不喝，还数次试图割腕自杀。10月23日晚上，联防队员杨喜利手持钢管、警棍闯进她的家中，一通乱砸后，对她进行长达一个小时的毒打和强奸。
她的丈夫杨武(化名)则躲在几米外，不敢做声，眼睁睁看着妻子遭此横祸，一个小时后才悄悄报警。
贫穷家庭飞来横祸
他害怕被打马上躲进杂物间不敢出声
杨武今年31岁，安徽阜阳人，14岁丧父辍学后，一直在外打工流浪。10年前，他来到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租下一栋农民房1楼，开了家修电器的小店。
经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带着前妻留下的两个女儿，杨武经熟人介绍与老乡王娟结为夫妻。两人感情深厚，很快又添了一对儿女。
杨武说，他每月只挣1000多元，日子过得非常紧巴，还常受人欺负，但不敢惹事就一直忍着，好歹也勉强活着。
然而，一场飞来横祸打破了脆弱的一切。
杨武回忆，10月23日晚上8点多，浑身酒气的杨喜利，手持钢管警棍，带着两名壮汉闯进他家里，叫嚷着："老子要弄死你们！"杨武说，杨喜利是一名联防队员，每日在社区巡逻，维护治安，协助警方工作，"性格暴躁，经常打人砸车，没有人敢管他"。
事发时，杨武刚洗完澡。王娟也洗漱完毕，穿上睡衣，忙着做家务。由于害怕被打，杨武马上躲进杂物间，外面的家具和杂物被杨喜利用钢管一通乱砸。
王娟过去制止也遭到毒打。杨喜利揪住她的头发，狠狠朝桌上撞去。她越是挣扎反抗，杨喜利就打得越凶。"你们报警都没用，我是联防队员，跟警察都是哥们！"
杨武76岁的母亲称，杨喜利还对她进行了羞辱，并拿着钢管将她和杨武13岁的大女儿赶出房间很远。杨武躲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大气也不敢出。
亲耳听见妻子被奸
他听到隔壁传来床的晃动声和呻吟声
杨武说，杨喜利以前就经常欺负他们，但夫妻俩胆小怕事，只能忍气吞声，不敢报警求助。杨武一度以为，这次会和以往一样，被打几下，被砸些东西，等杨喜利发泄完就好了。但他错了。
不到几分钟，杨喜利折返回来，用安徽话喊："你们两个给我把风，不要让任何人进来！"随后，两名壮汉走出去，把房门关上。
"救命啊，救命啊，要打死人了！"面对王娟的哭求，杨喜利不为所动，反而搂抱着王娟开始乱摸，还说着些粗言秽语。王娟死命推开，又遭来一顿毒打。
"还反抗，打死你！"躲在杂物间里，杨武听见外面劈里啪啦的厮打声、辱骂声，还有妻子凄惨的哭喊声……在这个不到50平方米的房间里，杂物间和里间门挨门，杨武的藏身处与里间的床直线距离仅约两米。杨武说，他能清楚地听到房间里发生的一切。
事实上，记者探访现场发现，如果杨武稍微抬下头，客厅和里间发生什么都能尽收眼底。但杨武只是悄悄垂泪，甚至咬牙不敢哭出声来。
杨武听到，厮打持续20分钟后，杨喜利撕扯着王娟的衣服，将她拖进里间。随后，他听到床的晃动声、杨喜利淫荡的呻吟声。杨武判断，杨喜利正一边强奸自己的妻子，一边继续对其进行殴打。
杨武为防被敲诈而安装在家中的摄像头记录下部分案情经过。监控视频清晰显示，杨喜利将王娟像小鸡一样抓起，毒打十几分钟后，从后面搂抱、强吻和乱摸，跑出门外交代同伙后又将王娟拉进房间。
一小时后终于报警
他拨通110后小声说"我老婆被强奸了"
杨武感到既害怕又难过。他身高不到1米6，穿着破烂的红色T恤，脸上毫无血色，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杨武说，自己根本不是身高近1米8的杨喜利的对手，何况对方还有凶器和两名同伙。如果报警，又担心遭到报复。
"我想拿刀冲进去，劈死这个畜生！"杨武痛哭流涕地说，但想到家里有4个小孩要抚养，还有76岁的老母亲要赡养。"如果我杀人坐牢了，他们可怎么办？我不能家破人亡啊！"纠结中，杨武一次次选择沉默。
大约1个小时后，杨武终于鼓起勇气，选择报警。据他描述，当时浑身瘫软，哆哆嗦嗦，害怕甚至压过愤怒。拨通110后，杨武甚至只敢很小声地说："我的老婆被强奸了。"由于声音太小，接线员最初将"强奸"听成"抢劫"。
前后打了几次110，杨武才把事情经过叙述清楚，告诉警方案发的确切地点。几分钟后，警方带着联防队员赶过来。见警察冲进来，杨武也从藏身处冲出来。
杨武说，当时杨喜利赤身裸体，已经实施完强奸，正继续殴打王娟。王娟则一丝不挂地躺在地上，哭喊救命，大量鲜血流在地上。杨武先是忙着给妻子找衣服。
慌乱中，杨喜利提起裤子想逃跑。杨武跟着追上去，两人扭打在一起。这一幕正好被进来参与抓捕的联防队员看见。
妻子王娟遍体鳞伤，满脸是血，喃喃地说："实在没有脸面活着了，死掉算了。"见杨武赶过来，王娟哭着责骂"不是男人"。
杨武连忙将妻子送进医院。医生要求住院治疗，但因为拿不出钱，入院不到10个小时后，他只好带着妻子回到家里。
母亲也哭着将杨武责打了一顿，骂他是"没用的丈夫，没用的儿子"。"我的儿子太老实了，对不住我那媳妇啊。"老太太长跪在地，哭求儿媳原谅。
妻子失魂自杀未遂
他不堪行凶者家属威胁去派出所撤诉
随后半个月里，虽然行凶者杨喜利已经被警方控制，但麻烦依然继续找上门来。杨喜利的姐姐、姐夫、哥哥等亲属轮番上门骚扰，要求撤诉。
在杨武提供的一个通话录音中，杨喜利的哥哥大声斥骂杨武，威胁他"全家可能会死光光"，"他坐几年牢出来后，不能保证你们全家小孩的生命安全，反正他老婆也跑了，已一无所有，你们看着办。"录音中，杨武显得卑微懦弱，不断跟对方说好话，请求他帮忙，不要威胁他的家人。
杨喜利的母亲还带着孙儿，拿着状纸，骂上门来。"真是不要脸的女人，勾引我的儿子，还诬告强奸？""你被人强奸了，还将事情搞得这么大，没有一点羞耻吗？"对此，杨武选择继续躲闪，被对方一路追骂、吐口水。
担心报复，杨武果真去西乡派出所要求民警销案。结果被民警骂了回来。
更让杨武痛心的是，这场突如其来的遭遇后，妻子王娟开始精神失常，每天不吃不喝，用头拼命撞墙。记者看到，王娟头上到处都是包，脸颊肿胀得老大。
杨武和母亲轮流看护，担心王娟想不开。"我一个星期没有合眼，实在累得受不了，半夜睡死过去，她就自杀了！"杨武哭着讲述，10月30日凌晨1点多，迷迷糊糊听到厨房里有打破玻璃的声音。他立即冲进厨房，见妻子将鱼缸打碎，用玻璃不断朝手腕狠狠划去，地上都是鲜血。
西乡人民医院的医生努力保住了王娟的性命。没有多少钱治病的杨武，只能让医生简单处理下伤口后，将妻子带回家里。"我的收入来源全部没有了，真不敢想象以后怎么办。"
床底下还留着大摊血迹，那是王娟与行凶者搏斗留下的。她的手指上还戴着丈夫送她的定情戒指，手腕下面则缠绕着厚厚的纱布，带着血迹。
"妈妈不要哭了，我给你倒水！"13岁的大女儿有些懂事了，搂着母亲跟着哭起来。"人穷就被人欺负，我们一定要快快长大，这样才能够保护家人。"其他三个孩子，最小的才3岁，尚不清楚家里发生了什么，茫然地看着哭泣的亲人。
围观者说
(事发时，虽然杨武家大门被关上，听不到呼救声。但只要他冲出门外大叫一声救命，民警和联防队员就能够听到，左邻右舍也会冲过来帮忙。但杨武没有这么做。他们感到不可理解。)
杨武家所在社区治安办负责人：经常有些小混混和烂仔来敲诈他，找他要钱，甚至殴打他，他都是默默忍受着。我们实在看不过眼，几次过去帮忙驱赶。但是杨武为人热情，经常免费帮助邻居做事情。
街坊杨先生：可恨又可怜啊，可是真正地想想，他真的很可怜。
(杨武家里一贫如洗，甚至缴纳不了当月房租。事发后，这家人陷入更深的困境。本该住院治疗的王娟，也只能躺在家中。)
行凶联防队员所在的径背社区相关负责人：受害者王娟确实很惨，我们对此也深表同情，但是我们没有救助的义务和条件。担心刺激到对方的情绪，也没有去看望王娟。
西乡街道办相关负责人：闻听此事后感到震惊，将安排相关部门负责人前往了解相关情况。之前社区没有上报，我们也不知道此事发生，也就没有前往救助受害者。
对话
丈夫杨武回应斥责：
"我是世界上最窝囊和最没用的丈夫"
面对妻子和母亲的责骂，面对邻居的叹息，杨武只能一遍遍回应："我软弱、窝囊、没用，我是世界上最窝囊和最没用的丈夫，也是最窝囊没用的父亲和儿子。我不能保护家人，没有脸面活在这世上。"
"如果反抗他会往死里打"
南都：杨喜利带人冲进来的时候，你怎么躲避了？
杨武：我不是男人，被他打怕了。他欺负我老实，我又打不过他，如果反抗，他就会往死里打。我的性格也是逆来顺受，从小胆小怕事，凡事都忍让。
南都：老婆被打、被侵犯，也能够忍让？
杨武：刚开始以为他像往常一样，打砸一番，将妻子打一顿，他就会自行离开的，没有想到他做出了如此不堪的畜生事情来。
"还要生活只能忍气吞声"
南都：没有想到冲出去救妻子？
杨武：我也想冲出去，但对方拿着钢管和警棍，他还有两个同伙，我根本打不过他们，我怕被他们打死。
南都：当时为什么不报警？
杨武：他说自己是联防队员，每天跟警察在一起，跟警察是铁哥们，担心报警没用。再加上我还要在这里打工生活，只能忍气吞声，不然会被猛烈报复。
"这是男人最屈辱的时候"
南都：他拖你老婆进房间，不担心出事？
杨武：我整个人吓傻了，浑身哆嗦，大气都不敢出，担心他发现我。
南都：你太懦弱了！
杨武：我听到了床摇动的声音，意识到妻子被强奸了，声音很大，我距离只有几米远。鲜血直冲脑门，这是男人最屈辱的时候，我很想冲出去拿刀将他砍死。
南都：这种耻辱你能够忍下来？
杨武：我能够有什么办法呢？(哭)只能怪我自己没用。
案情进展
警方案犯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昨日，宝安警方回应，殴打强奸王娟的歹徒被警方当场抓获，王娟还没有来得及穿衣服。这名歹徒确实是联防队员，是西乡街道办径背社区联防队员，归径背社区治安办管理，负责辖区治安巡逻，也协助警方办理各类案件，工资由社区发放。
宝安警方称，这名联防队员作案性质恶劣，他对自己殴打强奸他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作奸犯科证据确凿，不存在任何争议，警方已呈报检察院，要求对他进行批捕。至于另外2名疑犯的身份，需要进一步调查。
宝安警方称，这个案件中，受害者丈夫杨武也有一定责任，他实在是太懦弱和软弱了，面对妻子被殴打、强奸，他不敢上前制止，也没有及时拨打电话报警。如果杨武能够挺身而出，也许悲剧就能够避免发生。
社区案犯系临聘人员已被开除
昨日下午，南都记者来到西乡街道径背社区治安办，那里有几名联防队员正在值班。联防队员介绍，杨喜利确实是他们同事，案发前正常上班，参与日常巡逻。杨喜利脾气暴躁，平时就被投诉很多，但领导也拿他没有办法。
南都记者在联防队的花名册中找到了杨喜利的信息，在最近的值班表中，杨喜利被分到了三组，组长是联防队长钟思贤。
钟思贤称，杨喜利在治安办当联防队员已有几年时间，平时还算正常。但一喝酒以后，就会胡乱发酒疯，打人骂人，他们也教育过他。
弱者对弱者的权力蛮横可悲可叹
人们通常假定当社会在堕落时，造就了一批为富不仁的富人，而穷人还保持了勤劳、朴实的本色，但是可能事实并不是这样，从某种意义来说在社会堕落的时候，穷人也会随之而发生堕落，而他们堕落的过程甚至超过了整个社会的堕落。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强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上述强奸案作案者杨喜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弱势群体(依据官方消息，他被成为临聘人员)，依据手中压根不应有的权力压榨怯懦的杨武。
弱势群体生存状态调查：不怕苦 最怕没机会(图)
入夜的北京“中央商务区”，灯火辉煌。不用走太远，就在周边的河北省，有2000多个贫困村。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的穷人还不少，按照年均纯收入不足1196元计算，这样的绝对贫困人口在我国有3597万。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说，最好的社会福利计划还是经济增长，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岗位的创造是让数亿中国人永久脱贫的唯一可行方法。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低下，话语权不足。这群人，我们通常称之为弱势群体。
他们有的失去劳动能力，靠政府救济过活；有的虽有劳动能力，但因缺乏技能和机会，长期无法就业；有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苦苦跟温饱做斗争，有的则是经济社会改革转型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像农民工、下岗职工等群体。
他们的生存状况究竟怎样？有哪些诉求与期望？该如何改善他们的处境？记者近期进行了深入调查。
顿顿面条白菜，3间瓦房一住40多年——
目前我国还有3597万绝对贫困人口
11月4日傍晚，记者来到云南省禄丰县金山镇的廉租房小区，敲开低保户肖启仙的家门。她正准备做晚饭，烧水下面条，再放点白菜叶，就是一顿晚饭。“下面条省事，不用再炒菜了。”这样的晚饭，对于肖启仙来说，习以为常。
8年前，丈夫从县里的砖瓦厂下岗，快50岁的他，只有小学文化，除了烧砖没什么技能。年龄、技能都不占优势，找了一段时间工作未果，两口子摆起地摊，卖起了小百货。辛辛苦苦一个月，只能挣个三四百元。除此之外，肖启仙家另外一笔大收入就是每个月300多元的低保金。
量入为出，平时，肖启仙一天只能拿出六七元钱来买菜，“每次都是从菜市场的这头走到那头，挑最便宜的买。”
现在，肖启仙一家住的是44平方米的廉租房，月租30元，对此，肖启仙心存感激，因为之前，她全家只能寄居在亲戚家里。
亲戚接济的地方还有很多，家里的冰箱、自己风湿性心脏病常备的速效救心丸等药品，都是兄弟一家给买的。“现在看病实在太贵，根本不敢去医院。”前阵子，肖启仙咽喉发炎，扛了几天，最后疼得连稀粥都喝不下去，只好硬着头皮去了趟医院，“好说歹说，让医生开最便宜的药，扣除医疗保险，自己还掏了61元。”这61元，足足让肖启仙心疼了好几天。
农村贫困家庭的日子同样不好过。张中周是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杉树乡大寨村贫困农民。记者换了三次车、历时10多个小时从贵阳来到他家时，只见屋子里堆满了玉米棒子和各种农具，就是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三间瓦房已经住了40多年，椽子、大梁都已变形，十足的危房！老张不怕吃苦，种玉米，种水稻，种烤烟，养猪，养蜂，一直在凭着自己的辛劳，供几个孩子上学。
大山深处的大寨村，交通不便是村民脱贫致富最大的瓶颈。2007年公路修通前，乡亲们赶场买点日用品，要徒步翻过两座大山，过一条河，单程四五十里路，曾有村民因劳累过度，死在从集市回家的路上。
种完玉米种棒子，年年都是老样子。日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苦累都不怕，最怕的是没机会。”张中周说。
2007年，印江县“县为单位、整乡推进”扶贫开发试点落户杉树乡，公路终于修到了大寨村，县里扶持村民发展产业，开山种植高山茶，张中周家后边办起了一个集市。张中周现在除了日常的田里农活，每天早早起来，做好菜豆腐，拿到房后的集市卖，收入增加了不少。他现在就盼着，再过几年，种下的7亩茶树产茶了，一年能有2万元的收入。
像肖启仙、张中周这样的弱势群体，还有很多，有的处境比他俩还困难。按照2009年确定的人均年收入1196元的标准，我国还有3597万绝对贫困人口。
收入增加些、负担减轻些、机会多一些——
弱势群体期盼生活能有持续的改善
面对现实的困境，底层人群有哪些期盼？
张中周眼下想得最多的是自家的茶叶上市后能否卖上好价钱，两个孩子接下来上大学的学费能不能多减免些，自己和老伴的身体能不能好一点。对于一个正在脱贫过程中的农村家庭，实在经不起一点意外和风浪。万一家里人谁要住一次医院、动一次手术，张中周肯定就得回到那种愁吃愁穿甚至到处借债的日子。“真的想稳定脱贫。辛苦了大半辈子，也该过几天稳当日子了。”
“现在的物价涨得太快了，以前买的最多的大白菜从2毛钱1斤都涨到1块1毛钱了。”肖启仙说，眼下，自己也不奢求什么，就是希望低保金能随着物价的上涨逐步提高，这样就能给自己买份大病统筹险和养老保险。由于实在拮据，55岁的肖启仙，硬是没舍得花钱买这两份保险。但随着年龄增加，肖启仙真担心有一天连摆地摊都干不了，那时没有任何养老保障的她该怎么办。
来自河南省上蔡县的张永刚，在北京市朝阳区一个工地当小工，能在北京有个稳定的住所，是他最大的梦想。“北京的商品房我们肯定买不起，只能寄希望于政府把农民工也纳入到廉租房申请对象中来。”张永刚还有一个心愿，“打心眼里希望政府能帮我们解决子女进城上学难题，这是农民工普遍的心声。”每年元宵节前后，张永刚准备离家打工的那几天，女儿都会形影不离地粘在父亲身旁。“女儿很懂事，什么都不说，心里不愿我走，想多和我呆会儿。”每回，张永刚都心酸得想流泪。
曾经的下岗职工胡常跃认为，对于弱势群体，最重要的是给他们改变的机会。1998年，胡常跃从云南滇中化工厂下岗后，吃过低保、受过亲友接济，后来奋发图强，创业开书店，安置了多位下岗职工就业。“那几年，我们下岗工人是弱势群体的典型代表。其实，绝大多数下岗工人都希望自给自立，只是原来工作内容单一，技能不突出，不知道往哪方面努力。”作为一个“过来人”，胡常跃特别希望政府联合企业，根据市场需要给弱势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帮助他们顺利再就业。“公益性岗位应尽量多照顾那些再就业困难的"4050"下岗职工。”胡常跃说。
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社区的刘静芬对分配公平特别敏感。刘静芬下岗后，在社区当了5年的清洁工，月收入从1200元涨到了现在的1700多元。“平均1年涨100元，还赶不上物价涨，你看看小区的房价，5年前一平方米卖5000元，现在卖三四万元。” 刘静芬说，每天看着小区业主开着各式高档汽车进进出出，心里真不是滋味。“这年头，就是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苦哈哈！没办法，只能怪自己没本事。”
华中师范大学减贫与乡村治理研究中心陆汉文教授认为，对于弱势群体，首当其冲的问题肯定是保生存、告别贫困。这就要把促进就业、加大扶贫开发作为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生存状况的优先选择，千方百计提高他们的收入。
“贫困只是弱势群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表现，发展能力差、发展机会少是他们弱势的普遍性原因。”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龙龙告诉记者，只有针对这两方面着手，才能有效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这就要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让他们获得更多工作和发展的机会，更充分地参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
分好蛋糕，改善福利，给足话语权——
提升弱势群体幸福指数，政府应承担更多责任
“将军，哈哈，我又赢一盘……”11月8日，四川省仁寿县慈航镇敬老院活动室里，永峪乡三台村苗振华老人正和老伙伴们下棋。仁寿县是个有着162万人口的大县，在汶川地震中，全县有83所敬老院受损严重。副县长李莉告诉记者，为了不让五保户等本来已经十分困难的群体生存状况因地震恶化，仁寿县2009年新建、改建了92所敬老院，全县16398户五保户85%陆续住进了敬老院，接受政府的集中供养。
仁寿县是一个缩影，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了以扶贫开发和低保为主体、各项配套救助制度为补充的城乡弱势群体保障救助体系，基本能满足他们的生存性需求。
但不可否认，无论在市场竞争还是社会分配体系中，弱势群体都是收入比较低、得到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比较少的人。因此，许多专家建议，政府应承担更多责任，顺应弱势群体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加强对他们的关注。
要让弱势群体生活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所有的措施归根结底还有赖于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只有做大整个蛋糕才有可能让每人分到更大的一块蛋糕，我们才能更好地解决发展中的问题。”马龙龙说。对此，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日前也撰文指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要缩小社会差距、收入差距，最好的社会福利计划还是经济增长，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岗位的创造是让数亿中国人永久脱贫的唯一可行方法。
除了做大蛋糕，分好蛋糕也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腾飞一个伴生的后果是，弱势群体等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相对较慢，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并一路攀升。
不久前出台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这样一个目标：要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贫困人口显著减少。
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改善弱势群体处境？马龙龙认为，我国可以借鉴一些国家实行的“低快高慢”工资增长模式，每年大幅提高最低工资，让低收入者工资增长能“快上加快”。例如巴西，2003年以来最低工资增幅已达155%， 2004年至2008年，巴西平均工资增长17.3%，但是同期占总人数10%的低收入劳动者工资上涨了34%。自2003年到2010年，巴西2000万人摆脱绝对贫困。
“弱势群体之所以弱势，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权利表达不畅甚至不通，主流的话语体系中没有他们的地位。”陆汉文认为，“需要不断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社会机制，让弱势群体有充分的话语权，这样才能有效保障和改善弱势群体的处境。”
要提升弱势群体的幸福指数，改善他们的福利，增强他们的保障感非常重要。“下一阶段，国家要把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方面，逐步提高弱势群体医疗、养老方面的保障水平，让他们的下一代接受公平、均等化的教育，避免弱势的代际传递。”陆汉文说。
观点：穷莫成穷的原因
家里穷——孩子接受不了良好的教育——找不到有发展潜力的工作——收入低、过着和父辈类似的生活。当穷成为穷的原因，最让身处其中的人感到难过
年均纯收入不足1196元，这样的绝对贫困人口在我国有3597万，他们多数身处西部的偏远乡村，进一趟县城可能要坐一整天的车；
入夜的北京“中央商务区”，灯火辉煌。不用走太远，就在周边的河北省，有2000多个贫困村，那里的村民多数刚过温饱线；
即使在京沪穗这样的特大城市，据估算每月拿着最低标准工资的打工者近千万，送快递、装卸货物，以不足千元的月薪面对城市的高物价；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的穷人还不少。
低收入者的日子难过，要为吃穿精打细算，为孩子上学犯难，怕家人生病、怕小窝遭拆迁。但最怕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没有太多改变的希望——穷成为穷的原因。
家境贫寒，如何改变命运？概括起来，主要渠道不外是两种：打工或读书。而这两条路走起来似乎越来越难。
一项调查显示，目前我国近2亿农民工中，二代农民工已占到近一半，他们的父母几乎都是农民或农民工。由于农民工工资长期徘徊在较低水平，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工的覆盖面极为有限，因此，二代农民工虽然比父辈有着更强烈融入城市、改善生活的愿望，但现实中他们依然和父辈一样，出大力、流大汗，拿着微薄的收入。
他们担心的甚至更多——北京、广州等城市相继提出要限制低端劳动力，减少小企业小门店所吸纳的流动人口，清理其聚集的“城中村”。城市门槛的提高，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压缩着他们改善生活的空间。
读书求出路，同样不易。2009年，全国高考弃考人数达80多万，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村学生。近年来，高校收费成倍增长，与此同时，农家子弟所占比例却在不断下降。高昂的学费，让低收入家庭望而生畏。而伴随着就业过程中“背景”、“关系”、“人脉”的作用日趋加强，“毕业即失业”、“没关系找不着好工作”，更让许多贫寒人家在衡量“成本—收益”后不得不作出更为现实的选择——放弃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这更降低了由社会底层向更上阶层流动的可能性。
家里穷——孩子接受不了良好的教育——找不到有发展潜力的工作——收入低、过着和父辈类似的生活。当穷成为穷的原因，最让身处其中的人感到难过。
关爱弱势群体、关心困难群众，重点放在哪儿？即将过去的“十一五”，国家改善民生的力度前所未有，低收入群体的温饱问题基本得以解决。展望“十二五”，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期待着过上更好的生活。实现这一点，单靠财政增加投入是不够的，关键要鼓励每个具体的家庭和个人通过自身奋斗改变生存状况，并为这种改变提供一条畅通的渠道。
畅通渠道是一项更为繁杂的系统工程。无论是打破城乡分割的壁垒、减少户籍对劳动力的束缚，还是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每一项都需要破除许多利益障碍。这些工作，可能远比每年拨多少钱扶贫、逢年过节送温暖等要复杂、麻烦，但却会真正给弱势群体以希望，让他们有奋斗的动力，也使社会更有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