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父母已经熟睡。重庆女孩小芭爬出被窝，化上淡妆，偷偷溜出家门。大约一小时后，这个17岁的女孩出现在一个陌生男人的床上，用自己的身体换来了几百元钱。之后，她奔向网吧，疯狂地打起了游戏，直到早晨6点父母醒来前溜回家。然后起床，上学。 这个17岁的高中女生有着双重身份：父母眼中的“乖乖女”，陌生男人怀里的“援交妹”。厚厚的面具让小芭自己都分辨不清，哪个是伪装，哪个才是真实。
在中国一些城市的校园里，有着诸多与小芭同样角色的女生。当你在百度以“援交”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时，会出现大约86万个相关网页。如果你住在高档公寓，门缝里肯定不会鲜见类似“清纯学生妹上门服务”的小卡片，北京警方甚至为此进行过“严打”。而在2011年11月初，上海检方也披露了一起涉及20多名女中学生的“集体援助交际案”，涉案的女中学生大都未满18岁，最小的不到14岁。
“这是一个隐藏在象牙塔里的灰色群体，‘天使’与‘魔鬼’在她们身上纠缠。”对于上海援交案，有媒体评论说。而在2010年1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院长童小军和她的学生们，曾与这个特殊群体有过一次深度接触。当时，他们正在进行一次关于“在校女学生援助交际问题”的调研。“从表面上看，她们和普通的学生没有区别。”童小军说，“这也是‘援交’的隐蔽性—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来。” 最终研究团队找到16名“援交女”进行了深入访谈。她们中最小的17岁，最大的20岁，其中14个是中学生。而此前，对于“援助交际”现象的研究，在大陆几近空白。
援交者身世调查
在对16位女孩的访谈中我们发现，金钱是她们选择堕落的唯一目的。不同的是，其中9人是因为家境困难，需要通过援交减轻负担，甚至要卖身还债。另外5人家境还算不错，但零用钱始终“不够花”。18岁的乃婷生自一个小康之家，父母有着自己的生意，每个星期会给她近1000元钱。但对于乃婷而言，iPhone手机、新款的靴子，以及飘香的火锅始终诱惑着她。她需要更多钱。
她至今记得她的第一次“下水”。父母出差前给她留下的钱，两三天就被挥霍一空。她向朋友求助，一位朋友答应帮帮她，介绍她做了第一次援交。“在之后的每个月，我从父母那拿到四五千块钱，然后自己再挣个两三千，有了钱就去买衣服、住酒店、换最新款的手机……”乃婷说，“有时候钱不够，就打电话给喜欢我的客人要。”
像大多数援交少女一样，她始终觉得“自己是个挺叛逆的孩子”，否则也不会走上这条道路。她也会显示出女孩子的柔弱—提到前男友，她的泪水跌落在白色毛衣上。然而，这个女孩又觉得自己没什么可惜的，“我已经没有救了”。
戴上面具的时候，这个18岁女孩还会给外人留下一副“大姐大”的模样。在她做“援交妹”没过多久的一次聚会上，一个新认识的女孩也因为缺钱找到她。她用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口吻，答应对方“帮帮你”—同样是介绍对方进入了援助交际的圈子。
“援交”像一张看不见的网，撒在学生们的交际圈里，不停地拉年轻的女孩们下水。在调研团队接触的16名援交少女中，包括乃婷在内的14名女孩都表示自己是经过朋友、网友的介绍“入了行”。“孩子一到青春期，心理特征首先是‘闭锁性’。他们不理父母，遇到麻烦喜欢和同伴交流。相互介绍‘援交’，就变得非常容易。”《中国中学生报》高级编辑吴若梅称，她有着长期主持学生情感专栏和广播节目的经历。 并非所有女孩都是自愿出卖身体。被访谈的16名援交少女中，有两人更让研究团队担心—她们是受到欺骗和逼迫后，开始了第一次援交。
小琪的“下水”，就是因为她的男友。16岁时，她交往了一个很帅的男孩。“心受到猛烈撞击，所有的防备都揉碎在他温柔的眼波里。”她说。两人的生活平淡，小琪却觉得开心，“虽然艰苦，但是只要在一起会很幸福”。
突然有一天，男孩说他有办法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就是做‘这个’”。女孩开始不肯，男孩一直劝导。“他就说等我们有钱了，我们就自己做生意，开个服装店什么的。我们就建一温馨的小家，生活得很平凡但会很幸福。我就答应了。”小琪向童小军的研究团队回忆。后来，她常常会被关在房间里，然后看着陌生男人走进来，脱掉她的衣服。“男朋友说（挣的）钱都存在他那边，以后都是我们的。我一直都做，但是钱都是他收，我一分钱都不拿。”但她最后才发觉，自己成了男孩的赚钱工具。
另有调查表明，一些有组织的团伙也开始介入援助交际，甚至在背后操控女孩。最近披露的上海“集体援助交际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对于女孩们来说，第一次援助交际的情景是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研究团队发现，那一次之后，几乎所有女孩都陷入了深深的懊悔与自责。“收钱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角色变了，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一位女孩说。当时还是处女的斯斯回忆，她见到那个“男客户”便开始心跳加速，紧张得都快晕了过去。素昧平生的男人问她，干吗这么紧张。那个夜晚让这个大专女生一辈子都无法忘记，后来她告诉研究团队，那感觉只有一个字—“痛”。那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从毛发到骨髓，五脏六腑都在翻涌。
“我不知道以后怎么去面对男朋友。”斯斯说。但这也让她拿到了平生第一次用身体换来的2000元。对于这个每月生活费只有几百元的女孩来说，那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她决定继续做下去，此后的“客户”虽然没有这么慷慨，却也足够应付日常开销。
“之后，开始一点一点地麻木了。做完就做完了，然后就努力不去想它了。”斯斯说。但这种痛楚还会时常跳出来，她像一个做错了事儿的小孩，竭力不让周围的人发现这件事。她给了自己一个底线：一个月最多做4次。
通常，少女们的“客户”大都是三十多岁的男人—“客户”是她们给这些人的固定称谓。男人们大多来自外地，各行各业都有，还包括警察和律师。女孩们则尽量避免和这些男人有情感上的交流，只保持纯粹的金钱交易。“总有男人向我提出保持长期关系，却被我拒绝了。”斯斯说，“我觉得做这个事情认识的人，应该都不是什么好人。”
对于自己的“工作”，斯斯觉得不能与“卖淫”画上等号。毕竟，自己从事“性交易”频率与职业的性工作者无法比拟。大多数接受访谈的女孩都持有这样的想法，但也有6人觉得自己与“小姐”没什么不同，“找了一个也是，找了两个还是一样的”。
这种想法在援交女孩的群体中十分普遍。研究团队发现，16位接受访谈的女孩对异性的看法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很多人开始觉得异性根本不可靠，甚至有些女孩对异性产生了厌烦情绪，对于婚姻也失去了憧憬。
19岁的小可则发现，自己的话开始变得越来越少。有些时候她很想找人倾诉，但面对同学却觉得开不了口，“特别想找个人说说，诉一下苦，我感觉是受苦”。除了介绍自己援交的朋友，这些女孩几乎不会告诉同学、朋友自己从事援助交际，家人面前就更不敢提及。私下里，她们喜欢用“兼职”来称呼“援助交际”，似乎这样描述，能让她们好接受一些。
换电话，一了百了！
“在调查中，女孩们百分之百都告诉我‘毕业了就不做了’。”此次调查的课题组长童小军说。但这位副教授仍无法放心，这些女孩能否真的走出这段经历。在受访的16位援交女学生中，有8名学生为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表示挣够钱就收手不做；有5名学生表示，只要毕业就找份正经工作。
“等上完学了就不会接着做这个事情了，未来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比如在办公室里面做文员。然后再找一个男朋友，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小可表示，“感觉做这个事自己的心理压力很大，现在还不想去交男朋友，等这些事情不做了再说。”另外的3名高中生，则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收手—她们只是每次拿到钱就买零食和去网吧，挥霍一空。
小芭就是个极端的案例。每个星期，她都会出去做一两次“援交”，一次自己能拿到两百块钱，够她花上两三天，等到钱花光了，就再打电话“约客户”。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援交像毒瘾一样难以摆脱。有时她也会告诫自己：“这是最后一次了，下次不做了。”但是她很快又会纠结：“啧，钱啊，没钱真是很痛苦的！我一想到没钱，整个人就崩溃了，想想还是做吧！”
“如果有一天真的不做了，就把电话卡一扔。别人就找不到我了，我只要想做一件事没人拦得住我。”对于这个17岁的女孩来说，人生的这段经历，似乎只需要换个手机号码，便能一了百了。
